电视调解节目背后：日均一千条矛盾，二男争妻5万块测人心

文章摘要：《百姓调解》是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黄金档知名栏目，每天能接到近1000条矛盾线索。这些以家庭为单元的矛盾都有一定共性：村镇乡下更多为了“争口气”，而城市矛盾往往关乎钱。作为栏目的金牌调解员，王瑞萍在这些家长里短中应对自如，调解成功率高达98%。她爱哭、爱在节目里唱歌，相信“母慈子才孝”“夫妻像筷子”。她收获了名声，也身处争议。无论怎样，她相信，有人情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人民需要调解员。

文 | 王一然

编辑 | 王珊

那只手黑壮，长在不高却横肉遍布的身体上，手臂纹满墨绿色刺青，缠绕到肩膀，手里死死攥着绿花薄纱短袖的领子。领子上，王瑞萍的五官挤在一起，被拎起来那一瞬间，她就知道，这次失策了。

王瑞萍是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的金牌调解员，45岁，在老郑州郊区村里长大，一头干练短发，喜欢花衣服，性子急急火火，说话不时轻轻拍一下对方，像熟识已久。

这次的调解对象陈靖，26岁，单亲，打骂长辈，砸家里东西。“乖，跟姨说说，受了啥委屈？”王瑞萍一口标准河南话对着电话，“乖”是河南话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如果当事人年纪小，她总这么开腔。

“你叫谁乖？！”电话那边，陈靖忽然调高音量翻脸：“我问你你叫谁？”

这不符合王瑞萍数年积累的调解经验。一向认为“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她之前从未失手，她硬着头皮不接茬儿：“能和姨见个面吗？姨就是希望你好。”陈靖沉默许久答应。

见面之后，王瑞萍才知道，对方不是想接受调解，是想揍她。

每天，王瑞萍所在的栏目组能接到近1000件矛盾线索：村里兄弟一年多不往来，只因争门口一棵无名树；妻子踹了丈夫一脚，被一巴掌打回去，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城市里拆迁，一家人因为谁分大房子翻了脸；高档小区家庭看似和睦，但孩子突然不愿意上学，还有父母不同意女儿婚事，逼着她做第二次人流。

但在很多观众眼里，电视里的王瑞萍“无所不能”：明明几年不说话的两家人，她能撮合在一起吃饭；母子常年争执，她能让双方落泪拥抱；一些矛盾当事人见了她，马上松口：“恁（你）来了俺就不吵了！”

今年是王瑞萍所在的《百姓调解》播出的第十年。近年来，国内电视调解类节目随着社会转型期兴盛，河南电视台有过很多调解类节目，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百姓调解》，收视率一直位居前五。

在栏目组，像王瑞萍这样的调解员有30多个，她接地气儿、应变能力强。被陈靖抓住领子时，她强装镇定没动，“那是交锋，如果害怕喊或者跑就完了，一下就输了！”王瑞萍的手比划着，笑得眼角折出细碎干纹，“姨有啥想不开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好！”她逼自己和对方对视，“你真忍心对姨动手就动手吧！”

那只手最终落败松开。

节目中的王瑞萍

家丑不得不外扬

她从没想过那声“乖”差点让她被打。在派出所，陈靖情绪激动，不时站起来喊叫；说了会儿后，他坐下来沉默；最后，终于嚎啕大哭起来——6岁时，陈靖父亲喝农药自杀，母亲在一个月内嫁给了同村人，按村里辈份继父是陈靖的“哥”，流言汹涌，奶奶从小逼陈靖记住“你爸就是你妈害死的”。“姨呀，我从小到大没人叫过我‘乖’……”

王瑞萍才知道，电话一开始，她就无意戳中了男孩心窝子。

这是个例外，大多时候，王瑞萍的亲和力几乎战无不胜，调解成功率高达98%，成功秘诀是“看透人”。“我只需要三分钟，你说几句话，我就能知道你是啥样人。”王瑞萍瘪嘴笑，称这算“特异功能”。一个男人来找王瑞萍，调解夫妻矛盾，对方坐在对面，支支吾吾，王瑞萍问：“婆媳关系？”对方摇头。“孩子？”对方又摇头。

“行了，你出轨了吧？”

“您怎么知道？！”

出轨是最常见的夫妻矛盾之一，求助多是其中一方，但有次是女儿来的，想让母亲回归家庭。那是对儿到郑州打工的周口夫妻，女方铁了心要跟邻居一个50岁的鳏夫一起过，王瑞萍气得问：“啥真爱呀？姐说句不该说的，吃个饭还得200吧？倒贴的谁不乐意？”没想到丈夫更奇葩，表示“亲个嘴我都能接受”，仍不肯离婚。

婆媳间也永远不缺话题。王瑞萍见识过乡下给活着的婆婆敲锣烧冥纸的二婚媳妇，也见过开封一对夫妻间感情好，但在婆婆眼里“儿媳妇做什么都是错”。调查后王瑞萍才知道，双方家境悬殊，结婚时就阻力重重——那是王瑞萍最无法释怀的一起矛盾，虽然当时调解成功，但后来还是离婚了。

金钱是无法绕过的暗礁。15岁男孩有先天性心脏病，没钱救治，离婚的父母互相推卸责任，母亲一再强调“花多少钱都给治，但必须对半拿”，调解员动之以情，母亲丝毫不松口；郑州一对夫妻生了二胎，女方不满“我妈就应该给咱白看孩子？”王瑞萍给他们“定价”，男方必须每月给岳母1000块补贴。

矛盾像城市华袍上的跳蚤，装进巴掌大的单反取景器：以家庭为单元的矛盾都有一定共性，村镇乡下更多为了“争口气”，城市问题往往关乎钱。

《百姓调解》总制片人卢斌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官员家庭矛盾”，某位老干部丧偶后二婚，老干部病危，为了防止后妈接管遗产，几个子女把60多的老太太从病房赶了出去。“你说她能求助谁？”卢斌说，绝大多数矛盾都到不了法律底线，很多人遇到矛盾反而不爱找熟人，怕因为情感偏袒某一方；社区人民调解员效率低，而电视调解一般两天内就能解决，“当人们利益冲突到必须马上解决的时候，（电视）调解员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就会选择牺牲隐私。”

最终，栏目调解员介入，老干部的儿女和后妈签了“不争财产”协议，两个老人才得以在病房相聚。

栏目主编美娟也曾参与过调解，在她看来，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发展，而新的价值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矛盾。

大概10年前，互联网中兴，“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而郑州又接纳大量省内劳务涌入。”卢斌说，节目最开始集中留守儿童妇女、空巢老人等衍生的一系列家庭矛盾。随着城市棚户区改造进行，拆迁纠纷开始多起来。公开资料显示，五年前，郑州流动人口规模达到顶峰2.5亿人次左右，房价随之膨胀，至今高端楼盘均价每平米接近4万，节目组就曾调解过一起 “儿子疯狂买房”的家庭矛盾。

王瑞萍相信，有人情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只是有些闹到电视上，有些隐藏房门里。一次王瑞萍在街上遇到粉丝，对方一把拉过她：“俺家之前也像节目里一样，闹得可狠！后来用你们那个办法弄好了！”

7月31号，王瑞萍在登封塔水磨村围绕“幸福”主题做宣讲。

取景器里做道场

七月末的郑州37度，上午10点左右，金水区万达附近小区有起亲子矛盾，摄像师拍了不到5分钟，蓝色短袖全部湿透。同行的记者郭金30出头，到节目组4年多，九成节目都和王瑞萍搭档合作，“她电视感很强，知道我们和观众要什么。”

拍了半个多小时，矛盾进入僵局，不接受调解的儿子光着膀子，穿一条大裤衩躺在卧室，门被反锁。求助者是妹妹，哥哥认为母亲的掌控欲强，干涉自己婚姻，而母亲泪眼婆娑，“你30岁我还在家起早贪黑伺候你”。王瑞萍敲了20多分钟门，对方坚持让她走。

郭金犯了难，摄像师也没办法，王瑞萍仰头看了看一楼四周，眼睛一亮：“卧室有没有窗户？”

狭长的垃圾过道里，王瑞萍找到卧室窗户，“得四目相对，让他看到我的表情。”王瑞萍隔着窗户的铁栅栏劝了十几分钟：“有啥委屈跟姐说说呀！”这是座老楼，小客厅里只靠电风扇解暑，不住擦汗的同行律师忽然抬头，卧室门开了！

7月24日上午，王瑞萍调解一起亲子矛盾，儿子反锁着门不接受调解，王瑞萍在卧室窗户劝服对方。王一然摄

王瑞萍擅长和当事人打成一片。“她能迅速变成那家的人。”调解员姚慧敏说，王瑞萍特色鲜明，到哪里就讲哪里的方言。当事人年纪大，她很少插话，“老人话多，要让他说完整。”听完后，她又热切拉过对方胳膊：“就把妞（我）当您女儿！”亲子矛盾里，王瑞萍也有办法：“姐知道你特别爱父母，只是他们没感觉到。”

“调解就是你要亲手把别人的心剜出来，然后接住它。”王瑞萍说。

王瑞萍学过心理学，因此平添了几分自信。“不是因为我能掐会算，是因为我学过心理学，能看透人心。”给社区调解员培训时，这是她的名言。她平时喜欢集纳各种鸡汤金句，最常用来解决夫妻矛盾的名句是：夫妻像双筷子，齐心协力才能品尝到生活的美味佳肴。对家庭的则是：母慈才子孝，你咋对爹妈孩子就咋对你！

在很多同事观众眼里，王瑞萍是最爱哭的调解员。制片人卢斌认为这“是种共情能力”，也更符合电视节目的需要。

去年10月，节目组接到寻人线索，王瑞萍跟着团队去了开封、兰考、周口等地，折腾了一个月。王瑞萍带着70多的小红母亲走到一片小树林，树林里灰雾迷蒙，老人脊背佝偻，在前面一直转圈。“画面上看不出一个母亲的无助。”王瑞萍看了看四周，对老母亲说：“是不是在这个小树林走，感觉没有出口没有方向？”对方点头，王瑞萍马上接道：“想说啥就对着树林喊吧！”

“小红！妈来找你了！”老母亲头发花白，眼缝迷离。

“小红！小红……”老人声嘶力竭，声音沙哑颤抖，王瑞萍说她心里一动，忽然流下泪来，马上走上前去：“姨，我肯定给你找小红！”一个富有冲击力的镜头马上就成了。那期节目效果影响很大，最终节目组找到了两个“小红”，还意外帮了别的寻亲家庭。

“全靠人物推着故事走，你怎么去表达是技巧。”王瑞萍说。有次调解到了瓶颈，当事人油盐不进，外面雨下得伞挡不住，王瑞萍想表现调解员的气愤和焦虑，索性一把扔掉伞，整个人瞬间在滂沱中被淹没。

记者郭金觉得王瑞萍的这种电视感“是天赋，因为毕竟在拍节目，讲故事要有节奏起伏。”有些调解员业务没问题，但连镜头都不会找。

不仅流泪，王瑞萍还经常在节目中唱歌。七年前，让她大火的《垃圾堆里的九旬老人》中，雪片像棉絮散落打脸，儿女们都不想赡养老人，晚上九点多，王瑞萍让同事打开远光灯，穿着黄棉袄，戴着绿围巾，在天寒地冻里唱了首《母亲》，高音上不去时，她马上泣不成声：“我真的都唱不下去了……”而另一次，矛盾解决后，70多岁的当事人靠着她肩膀时，她觉得老太太像个孩子，又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做饭”也是她想出来的一个调解秘技。在很多拍摄尾声，王瑞萍都会让亲子矛盾中的孩子、夫妻矛盾中的一方下厨：一次丈夫跟妻子闹矛盾绝食，王瑞萍机警从厨房拿来馒头和大葱，给妻子使眼色，丈夫吃得狼吞虎咽，矛盾解决了，很多观众都打热线来称看王瑞萍的很多节目“看哭了”。

除了情感牌，王瑞萍也清楚，检验人心最好用的道具莫过于金钱。在一起前夫和现任丈夫争妻的矛盾中，二人都未登记，按照婚姻法规定也不符合“事实婚姻”。王瑞萍分别和两个男人说：“她现在得先看病，需要拿五万块钱。”前夫表示“要钱一分没有”，而后者则说：“倾家荡产都给治。”

王瑞萍让女方跟了后者。

《垃圾堆里的九旬老人》视频截图

“赌徒”

九年的电视调解，王瑞萍成了公众人物。她一上出租车，司机回头看了眼问：“最近忙不？”公益活动现场，观众跑到前面拉她：“俺家有个事儿你快去给调解调解！”小区附近买菜大妈路过，两步走上来猛地拍她肩膀：“走上俺家里吃饭去！”王瑞萍赶紧感谢拒绝，不一会儿，大妈又端着切好的西瓜下楼，挡在镜头前，“先别拍了怪热！吃两口西瓜！”

在老公眼里，她也“像个明星”，除了调解现场，还在婚礼主持、公益活动、社区调解员培训、领导干部讲课等各种场合穿梭。

老郑州人王瑞萍在郊县村里长大。母亲是赤脚医生，热心肠，她小时候跟在后面，见识各样人家；后来家里开小卖部，成了村里八卦集合点，迎来送往中家长里短，妯娌婆媳，柜台就成了王瑞萍的耳朵。也让她建立了最早判断是非的标准：村里人的口碑。

调解现场，王瑞萍也常常依据于此，“村里人评价这个媳妇可好”“丈夫死不到一个月改嫁，要被村里戳脊梁骨的”。她调解夫妻矛盾，拉着妻子的手说：“要是你好言好语，把自己打扮好，他还能不回家？再说你也得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这对那些家庭中经济弱势的主妇们十分管用，一个当事人感激道：“我20多年都围着他和孩子活，没有自我了。”

王瑞萍很少怯场。大专毕业后，她想当兵未果，辗转去了做假发的美艺工厂。她刚去两个月，就和两个老员工一起挂上了大红花，“站在上面可拽！”但那之后，和她一起上班的同事就不再叫她同路。后来她辞职开了家服装店，生意红火，但一直想“认识更广的圈子”。

9年前，为了扩充调解员队伍，《百姓调解》节目组进行海选，栏目长期占据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黄金档70分钟以上，但偏公益性，调解员没薪水，每条节目只有200块稿费，交通住宿自费。即便如此，现场竞争依然激烈，初选时，她素面朝天，区别于其他报名者的正式，在模拟调解现场就拉家常，表现出亲和力。

刚进团队时，王瑞萍在一众走亲和路线的调解员中并不出众。制片人卢斌提出让她做些改变，她觉得自己个子矮，气场不够，换掉舒适的运动装，踩上高跟鞋。“穿上高跟鞋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王瑞萍画着挑眉，挺起后背，微昂着下巴。去外面讲课，休息时，她脱掉鞋光着脚，在角落客套；观众手机一聚焦，她穿回那双贴满水钻的武器，瞬间高5厘米，青色棉布旗袍上红色花朵炫目，又变回不需要看幻灯片讲课的“王老师”。

调解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去现场，女当事人和一名已婚男人同居，称男人对女儿“手脚不干净”，王瑞萍没经验，被男方骂了足足三分钟，一句话没说出来，节目没录成，最后只得带着女孩去报警。

做调解员第二年，王瑞萍去武汉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这也是节目组对调解员“优胜劣汰”的标准之一：必须在某个领域有一技之长，尤其是心理学或法律。

节目组鼓励调解员个性发展，王瑞萍是“温情牌”，有次观众发给她张调解现场抓拍的照片：她蹲下身子，仰着头看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手臂扶着细幼身躯，皱眉噙泪。“我当时一看照片自己都感动了，看到我眼里满满的都是爱……”王瑞萍说着，眼眶又瞬间湿润起来。

但她平时也“轴得很”。几年前，王瑞萍接到诈骗电话后报警，警察得知她没被骗，态度不好，她编了短信发过去：警察同志，如果换一种口气说话也许你的工作会更开心，生活会更快乐。对方回了个“谢谢”，王瑞萍才心满意足；还有次在路上，交警口气恶劣，她打了两遍督查热线，又联系指导员要私下见对方，要帮他“意识到自己问题”。

六年前，王瑞萍成了金牌调解员，后来又评上了河南省委宣讲团青年宣讲骨干，很多机构邀请她去讲课。前几个月的一次外出授课，许多乡镇领导干部在台下，身材矮小的她毫不怯场，讲到沟通，她经验十足：“有领导习惯带纸巾，到村里擦一下人家凳子，噫！这一下恁（你）就别想好好在村里开展工作了，得和百姓融到一起！”到后来，有学员主动给她端水，甚至有人在下面喊：“小姐姐，我爱你！”

《百姓调解》支撑了频道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盈利收入。赞助商会点名王瑞萍参加活动，她能及时get到“点”，在粉丝活动上设计互动，让观众坐在赞助车商样车里，“要是西天取经有我们这台车，什么火焰山都能过去！”掌声爆发，王瑞萍说，老板一激动，给两个家庭困难的孩子捐了一万块钱。

被关注和认可不断带给王瑞萍成就感。她承认最开始做这行是为了“积累媒体圈的人脉”，但后来，讲课和主持有一定收入，聚光灯也让她越来越欲罢不能，“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太阳，会上瘾。”

王瑞萍近照 王一然摄

魔方

最近，有一篇与王瑞萍有关的文章在网上传播，标题是《妻子出轨怀孕，丈夫在调解员劝说下欣然接受》。那期调解节目中，妻子出轨还怀了第三者孩子，双方老人都不想闹得家庭破裂。“想不想叫爸爸妈妈跟你在一起乖？”五六岁的儿子成了突破口，王瑞萍让儿子把父母的手搭在一块，丈夫痛哭起来，王瑞萍松了口气：“为了孩子和这个家，你得给她一个台阶下。”最终，丈夫同意妻子生下孩子，并且视如己出。

这期节目在网上引起了争议，骂得稀里哗啦。王瑞萍解释，那家的妻子对婆婆特别好，老人都希望再给她一个机会。而且她反复问过当事人意愿，都想维持这个家庭。但网络版就节选了后面那一点，她觉得她调解的没问题。

实际上，关于这档节目，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我靠看了一期百姓调解毁三观啊！”“有些奇葩到顶点的，都怀疑是不是故意演出来坑大家玩。”

王瑞萍也关注节目评论和反馈，连抖音评论也一条条翻。“有时候一天两三个事，奇葩的我们都吓一跳，还有功夫演！”她说。

制片人卢斌承认，猎奇是节目最早几年的关注点，“一开始着重展现矛盾冲突，因为节目没有观众基础。”这也是节目最开始根植的土壤，“看闲事儿”，“其实长江以北大多有这个特点。”卢斌笑着解释，比如两个人在街上骂架，北方大多数会呼啦啦围观一大堆看看怎么回事，评评理，“但人家南方最多就看两眼。”

时间长了，节目内部也开始反思，“你已经做到了有一定关注度，接下来怎么建立平台的信任，就要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卢斌说。

四五年前《百姓调解》开始转型，“从原来主要展示矛盾部分，变成尽量模糊个人隐私把大概事实说清楚，后三分之二就是注重你调解员到底在现场说了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能不能让老百姓信服。其实就是传递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同时把一些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家庭相处之道，法理和情理等等融合在里面。”

为了解决问题，调解团队会在现场做议程设置。录制一期男方出轨原配求助的节目时，双方僵持不下，王瑞萍把女方叫走，让她装晕，“如果他紧张你，就试着挽回；如果他没有反应就真别过了。”

结果原配情绪激动，真的晕过去，但男方和第三者坐在一起，脸上甚至没什么表情变化。那一瞬间她就知道要“劝离”。“趁着姐在这儿，还能帮你多争取点（财产），别过了。”

那期节目同样遭到了很多观众质疑：“你怎么能劝原配离婚让小三上位！”王瑞萍觉得自己是“大女人”，按照生活经验和心理学的人心把控，她觉得女人应该聪明，“就算你当时劝和，事后男方该出轨出轨，还是不回家，痛苦的是谁？”

她说，站在道德制高点很容易，“有人被出轨过，她就恨小三。”但日子能不能过，她觉得自己从当事人双方表现就能感受出来。

观众接受不了“小三上位”，同样接受不了“劝和不劝离”。有起家暴调解，王瑞萍本想劝离，但女方一直和王瑞萍回忆丈夫“除了发脾气打我其他都可好”，调解要尊重当事人意愿，尤其是弱势一方，她最后只能改成“劝和”，让家暴男改变，回归家庭。

网友骂他“为人渣说话”。王瑞萍摇摇头：“网络版为了流量都剪坏了。《百姓调解》网络版只有几分钟。”有时在现场要呆上一两天，网络版七八分钟大多展示矛盾戏剧冲突，甚至背离调解员的想挽救家庭的初衷：当事人根本不愿离婚，顾及孩子，自己也没有生存能力，只希望王瑞萍“给说好”。

求助者的动机也没那么单纯。有的夫妻推搡几下，对方称“长期被打”。曾有一个当事人谎称夫妻矛盾需要调解，但实际情况是要债，“你只能信他们两成话。”记者郭金摊手，“电话里说时都站在自己的利益方。”

基层状况远比电话里描述的复杂。有一次，调解员李亚楠到了村里，对方让她滚，她不死心，结果一条大黄狗窜出来，一口咬住她的腿；女方被婆家扣下，李亚楠跟另一个老调解员到现场，半个村人手里拿着棍子、刀等器械，砸烂了摄像机，“那个场面都懵了，她婆婆就坐在我们车引擎盖上。”

王瑞萍遇到过一个出轨的男当事人想回归家庭，求助节目组，摆脱第三者女老师。王瑞萍带着记者到了女老师家门外等待调解，结果男方进去再出来后，忽然心软不想分开，她按照之前说好的往下劝，门里迎面飞出一把菜刀，落在她小腿上，去医院缝了9针，现在还留下蜈蚣一样的疤痕。

7月23日下午，王瑞萍受邀到高新区给社区调解员们培训讲课。王一然摄

没有影子的“将军”

王瑞萍从没想过，被过多关注也会成为烦恼。微博私信越来越多，她不敢回，“一人一点事，我电话不成了热线了吗？” 有些粉丝知道王瑞萍家庭地址，从外地坐车等在家门口不肯走。一个女粉丝早上7点就坐在她家沙发上嚎啕大哭。在休假的王瑞萍火气腾得上来：“恁看一大早跑俺家哭啥咧？是不是有点过分！”当事人不理，坚持把自己想调解的事说完。

王瑞萍说，他们觉得调解员不是人，是天使，永远微笑、能敲开别人敲不开的门，她变得像一个垃圾桶，每个人都肆无忌惮扔垃圾进去，“直到里面满了，漫出来了他们也不觉得恶心。”

遇到难事，王瑞萍总会在朋友圈的状态前加个黄色向日葵表情，躺在床上自己和自己说话。

矛盾日积月累，摄影师也笑称“看多了有心理阴影”，有些调解员也需要心理排解师。调解员姚慧敏每次遇到赡养矛盾，声音就会不自觉提高——当事人说：“你就当我不是好人行了吧！”她反击：“你就不是人！”“你就当我没良心行了吧！”“你就没有心！”

排解师给姚慧敏疏导：就像战场上孤胆英雄的将军，会骂胆小的儿子“我没你这样的儿子”，每个人都有正义和虚伪自私两面，当你用比较高的道德底线要求自己时，看到别人展现另一面就会愤怒，其实是不想承认自己也有这一面。

电视调解员队伍不断改革丰富，里面不乏大学老师、派出所所长和工会主席。有些调解员还被借去深圳、北京等同类节目参与调解和交流。调解员李亚楠本是戏曲演员，觉得“50出头年纪尴尬，艺术养年轻不养老，也不能太早脱离社会”。但她李亚楠低估了调解现场：得精神病的妻子被关在羊圈里，穿着裙子高跟鞋的李亚楠一推门，铺天盖地人畜粪便，她扶当事人坐在轮椅上，到处都是屎，苍蝇打得脸都麻木，她跑出去吐得昏天暗地，“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有这样的地方！”

回到家，母亲和弟弟反对她再去，“你是艺术家！为什么要在那么不堪的地方处理不堪的事！”但李亚楠觉得，舞台下观众的关注和电视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是良心那种成就感。”

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调解员的价值”，一个朋友请王瑞萍去家里，家人态度不好，王瑞萍从中午说到晚上，调解结束后，对方说：“哎呀啥调解，不就是说几句话么！”后来这种熟人找来的，她索性一概推掉，让他们打电视台热线。

王瑞萍说，在节目的调解下，80%左右的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也有人过了半年又打电话投诉：“我们又吵了！你们咋调解的？”“谁能一天三晌长在你们家呀！”调解员们大多无奈，王瑞萍干脆回复：“你们自己不想改变十个我也管不了！”

近年来，《百姓调解》延伸出几个节目带：《百姓315》《百姓问政》《百姓信访》。制片人卢斌对节目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制播分离”，团队可以实现全媒体传播，产生流量，实现“线下调解、心理、律师咨询一个完整专业的产业链”，让节目有自生能力。

平均下来，王瑞萍每月要在高速上奔波六七千公里。她在一次调解中伤到了腰，从医院出来时，王瑞萍在小雨里晃晃悠悠，没和任何人开口。但没过多久，高跟鞋像机关枪，依旧踩得瓷砖地“哒哒”作响，提醒她时刻振奋。只有在调解现场，10岁的女儿突然来电话，她眼底才显出一个母亲的犹豫匆忙，低声商量，“回家再说”。

短暂的疲惫状态只在采访车里见得到。调解结束回程，暮色四合，王瑞萍恹恹仰头，眼睛微微闭上，嘴角因为常年微笑，有两个不易察觉的半弧形印痕。（极昼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