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匆匆》

朱自清 （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

1948年8月12日，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教育家朱自清在北平病逝，迄今整整70年。

一代文宗，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门生故旧、亲朋好友、学界耆宿，以至蒙其著述恩泽的普通读者，都纷纷撰文悼念，由此形成影响一时的文化事件。此后每逢周年都有追悼、忆念浪潮，回声余响持续至今。

2018年恰逢朱自清诞辰120周年，从扬州朱自清故居到北京清华大学，甚至海峡对岸的宝岛台湾，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

“同样谈古论今，陈独秀独断，胡适之宽容，闻一多决绝，朱自清通达。”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近日发表的纪念文《于秋水长天处寻味》中评价朱自清，说他“犹如一泓平静的秋水，清澈、宁静、澄明”。

“在当时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中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自清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李广田）

朱自清的散文清新淡远，自成风格。他用字洗练，行文细腻，情感真挚，作品有着“斯文通骨肉”的亲切感，“读下去真像与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地谈话。”（叶圣陶）。

白话文能出口成诵者不多，但凡念过朱自清散文的读者，总可默诵几句，他的《背影》、《匆匆》、《绿》、《荷塘月色》等名篇皆属文情并茂之作，选入课本，流传至今。

朱自清字佩弦，取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弦，绷紧，性刚劲。虽然朱自清性格温和内敛，但他的一生与其所处时代却有一种剧烈的张力，他有独善其身的自清精神，又具心忧国难的爱国之情。

朱自清笔下的文章，折射出民国的血雨腥风和战争硝烟，除了散文大家，他也是民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见证了时代的病症。抗战军兴是朱自清人生的转折点，他的生活、治学都烙上了战火的印记。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出淤泥而不染。人们追念朱自清，也是在尊崇他的这种风骨。他有文人的才华，但无半点文人的陋习，实实在在做学问；他教书非常认真，对待学生慈和，不像有些教授，以才名自矜，或有种古怪脾气。他的洁身自好与严于律己，令后人景仰。“他的逝去……是苦难的中国失去了一个最有良心的好人和学者。”（郑振铎）

“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朱自清诗《忆诸儿》)。”朱自清走后留下四儿三女。当时，长子朱迈先在军队中服务，次子朱闰生在《中央日报》工作，留在扬州的三女朱效武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无力升学，朱乔森和朱思俞尚在念中学，大女朱采芷大学毕业出嫁了，小女朱蓉隽尚在念小学。

朱自清和叶圣陶、夏丏尊合称“三大国文教育专家”，他将大半生献给教育，但他众多子女中，只有长女朱采芷和幼子朱思俞、幼女朱蓉隽读过大学，其余都没有机会，长子同次子中学毕业后就各自负起生活的担子，因此朱自清在给子女的信件中，常表示歉意。

朱乔森曾撰文悼念其父：“他从幼年到壮年，又到老年，一直承受着家庭给他的痛苦，以长子身份负起沉重的担子，供养兄弟，而现在却又要养活我们一家。他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一生，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1921年12月31日，欢送俞平伯赴美国考察时在杭州合影。右起：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徐昂若

长向文坛瞻背影

扬州，古运河畔，文昌阁旁，青石铺就的皮市街上有两家雅趣小书店，沿对面小巷往深处走，蜿蜒曲折几步路，便到了朱自清故居（安乐巷27号）。

四方小院，青砖黛瓦，清清明明。11月22日这一天是朱自清诞辰120周年，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滴落在古旧的院墙上，生出几分苍凉。

朱自清的旧居不大，一进院子，几间厢房，屋内陈设简单，甚至有些简陋。每间厢房除了墙上挂着的旧照，便是褪了色的老式家具。

“这种凄清正是当年他病逝前后朱家生活的写照。”

朱自清嫡孙朱小涛，现任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中的“闰儿”便是其父朱闰生。带领本刊记者参观旧居时，朱小涛颇为感慨。

2008年，朱自清之子朱闰生（左） 和嫡孙朱小涛（右）向朱自清塑像献花篮

旧居别院小屋内有张稍微像样的桌子，案上有一只笔筒、一个笔架和一支毛笔。

“那是祖父用过的一支毛笔，虽不是什么上品，却勾勒着他最初的人生。”

在一块素朴的“朱自清家世简表”前，朱小涛说起了祖父和朱家的往事。

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祖上本姓余。朱自清高祖余月笙在扬州为官时因醉酒不慎坠楼身亡，他夫人跳楼殉夫，留下一子余子擎，由绍兴同乡朱氏收养，由此改姓朱，朱子擎后娶苏北涟水灌南县花园庄首富乔氏为妻，得子取名朱则余（大意为不忘本姓），这便是朱自清的祖父。

朱则余为人谨慎，出任海州（江苏东海县）承审官(地方法院院长)十余年，积累颇为可观，至1898年朱自清出生时，朱家亦算得家境殷实、衣食无忧。

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字小坡，八岁即能记账，被乡邻称为“神童”，早年曾在江西任盐务官，后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但后来仕途不顺，长期赋闲，晚年贫困潦倒，脾气暴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扬州镇守使徐宝山趁机组建“军政府”，借“革”满清旧吏的“命”敲诈勒索。徐宝山以逮捕和杀头要挟，到朱家“索饷”。惊惧交加之下，朱家掏空了积蓄，还赔上了朱则余的性命，自此家道中落。

朱鸿钧娶妻周氏，生有五男一女，其中长子、次子相继夭亡，仅留下四兄妹：朱自清、朱物华、朱国华、朱玉华。朱鸿钧对儿子期望很高，朱自清原名“自华”，父亲取意“腹有诗书气自华”，希冀儿子长大后能诗书传家。

客厅正前方挂有康有为手书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可见朱鸿钧对后辈寄予厚望，尽管家道中落，他还是供朱自清读最好的私塾。

朱小涛比划道：“晚饭后，小坡公就让我祖父站在餐桌旁，照例拿出先生批改过的作文本，摇头晃脑低吟起来，边读边看，看到作文本上先生的飞圈多，后面有好评，就大加赞赏，把餐桌上的花生米或豆腐干拿给我祖父，以示奖励。但若看到这个作文没有飞圈，或是后面有差评，他就会发脾气，大声呵斥，甚至把作文揉成一团给扔了。”

在父亲近乎严酷的教育下，朱自清15岁考入扬州第八中学，级任老师李芳谟后来回忆：“他（朱自清）的个子不高，圆圆的脸长得很结实，不苟言笑，不曾缺过课，他在那时喜看说部书，便自命为文学家。毕业后校中给予品学兼优状，其时另有一位同学表示不满，怨校方奖状给朱不及己也。这位同学各科成绩均好，惟英华外发，与朱之浑厚不同耳。”

1916年夏，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年寒假，他回到扬州，遵父母之命迎娶扬州名医武威三之女武钟谦。结婚满月后20天，朱自清动身北上求学。

关于改名之事，朱自清侄女朱韵（朱国华之女）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特意强调，他改名“自清”，并非要与父亲撇清关系。“大伯父暑假回到扬州，看到父亲已赋闲，家里经济情况急转直下，他思忖着如果按部就班读书会有问题。当时北大规定，新生要念完两年预科方得报考本科，最少六年才能毕业。所以，他改名‘自清’，投考北京大学本科。考场上，有个监考人员认识我大伯父，便远远举手示意另一位监考。那位监考看错了手势，查验坐在我大伯父前排的一位考生，结果人家预科已修满，证件也齐全，顿时，一阵骚动。为保持考场秩序，监考便不再追究，于是大伯父得以提前一年顺利考入北大本科哲学系，也从此由‘朱自华’改名为‘朱自清’。”

1917年冬，朱自清祖母病逝，因姨太间纷争，在徐州任官的朱鸿钧也丢了工作，回到扬州，他设法典当了些家产，又借了笔高利贷才勉强办完丧事。回家奔丧的朱自清见到满院狼藉，景况凄凉，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面对年迈的父母及尚未成年的弟妹，朱自清心情沉重，暗下决心尽早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料理完祖母丧事，朱自清要赶回北京，朱鸿钧则要前往南京谋事，父子俩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作别，朱自清在车厢放好行李，这时父亲忽然看到对面月台上有小商贩在卖橘子，于是蹒跚地穿过铁道，由此留下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那个“背影”——“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1917年浦口火车站这一别，经过整整8年埋藏，最后沉淀为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期间那些年，父子俩有过不少矛盾，直至1925年朱自清初任清华教授，在京收到老父来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读到此处，朱自清泪水夺眶而出，当年分别时那个肥胖的、黑布大马褂的背影再次浮现在眼前……

《背影》最初发表于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文章发表后，朱自清把这篇作品寄到扬州家中。朱韵补充道：“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当时祖父由于经济困窘，已从有几进庭院的平房迁到一栋二层楼的房屋里，祖父住楼上，由于腿脚不便下楼动作缓慢，就在窗口系了根长绳，挂上一个篮子，用于接收信件。那一天，当祖父像拉渔网似的将篮子收上来时，发现了儿子给他的这本杂志，他坐在楼上光线最好的南窗前，一字一句地阅读起来，情到深处，老泪纵横……从此父子关系彻底修复。”

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1919年新年刚过，一首小诗在北大悄悄流传。

“睡吧，小小的人”你满头的金发蓬蓬的覆着，你碧绿的双瞳微微的露着，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爱之神！……

写下这首诗时，朱自清20岁，加入新潮社后，他开始创作新诗。

朱自清读北大时，蔡元培任校长，北大乃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朱自清读哲学系，有同窗回忆，那时的他整天埋头苦读，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不太喜欢说话。到了冬天，朱自清只有一床棉被，为了御寒，他将被子一端捆住，做成个大口袋，钻进里面，缩成一团，宛如一只大虾。

清贫大约是朱自清一生的底色。不少人记得《背影》里父亲给的那件“紫毛大衣”。据朱小涛介绍，北大求学期间，朱自清看上一本14块钱的《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14块钱的售价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不起书的他最后忍痛割爱，将这件御寒的紫毛大衣拿去了当铺。

1920年夏，朱自清用三年时间修完四年课程，从北大提前毕业。毕业时他原本想去西方留学，迫于囊中羞涩，这个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当时江浙一带中学教师奇缺，朱自清和好友俞平伯结伴南下执教，双双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经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推荐，1920年7月，朱自清来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了他的中学教员生涯。此后5年，他又辗转杭、扬、沪、温、甬多地执教。朱自清外表敦厚，讲台上，他矮胖的身体配件青布大褂，一口扬州官话不甚好懂，但他教学认真，备课充分，这位“小先生”颇受学生欢迎。

1921年夏，朱自清受聘扬州八中教务主任，实现了回家的愿望。然而，他在扬州仅待了半年，就辞职携妻儿前往浙江台州任教，其间的真正原因，只有朱家人最清楚。据朱韵透露：“大伯父有难以启齿的苦处，祖父失业后心绪不宁，家中人口众多，开销用项一时很难缩减，捉襟见肘的他竟寻到扬州八中，托了熟识的前任教务主任，悄悄把儿子的月薪给领走了，以致半年里大伯父没领到分文薪金。大伯父是孝悌之人，他默默地承受了，但毕竟有妻儿，还有朋友间的应酬，日子没法过。此外，婆媳纠纷也常令他头痛。大家都知道，大伯母武钟谦是祖母亲自选定的，但其实她老人家相亲时看到的是另一位姑娘，比大伯母漂亮，直至媳妇娶回家拜堂后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或许因为这一点，祖母对大伯母总看不顺眼，总爱挑刺。扬州当地有句俗话：头顶蓝尿布，到处说媳妇。年轻的大伯母也不大会讨好人，一次，婆婆又指责她把小孩的尿布堆桌上，屋子太凌乱。她竟反唇相讥：‘我先生不嫌，朱自清不嫌就不要紧。’大伯父虽应父母之命成婚，娶了位才貌平平的女子，但他真心待她好，疼她爱她，从没嫌弃过她，所以武钟谦才有底气这样来回答婆母。”

朱自清既孝敬父母，又体恤妻子，无奈之下携着妻子和两个幼儿，前往台州教书，在那里他才算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家人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学生们常到他楼上来坐。入冬了，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信：“弟虽潦倒，但现在的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就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儿女》插图。朱自清女儿朱采芷四岁时，丰子恺作画，夏丏尊题字

此前的1922年1月，朱自清与好友叶圣陶、俞平伯创办了《诗》月刊，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份诗刊，创刊号发表朱自清新诗四首——《转眼》和《杂诗三首》。创刊号不久即售罄，两个月后再版。同年6月，朱自清与俞平伯等人在杭州西湖畅游三日，感触颇深：“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常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

同年年末，在台州教书时，朱自清撰写了他人生宣言式的长诗《毁灭》。“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1921年12月31日，杭州，朱自清（右）与叶圣陶

这一年，朱自清和妻儿在台州的冬天过得颇为顺心自在，他的散文《冬天》中记述了这样温馨的场景：“一家四口子……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1924年春至1925年夏，朱自清应夏丏尊之邀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期间兼任省立四中国文教员，常在宁波与上虞之间奔波。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据说从前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

在温州浙江十中任教时，朱自清已育有二女一子，十中每月薪资仅30元，养不了全家老小。当时春晖中学刚创办不久，国文科仅夏丏尊一人担任，急需增聘教师，夏就想起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相识的比自己小12岁的朱自清。

1924年，朱自清（左二）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与友人合影

1924年3月2日，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告别十中来到春晖中学，10月他将家眷也迁来，与夏丏尊成为邻居，两家人其乐融融。经夏丏尊，朱自清结识了丰子恺和朱光潜，几人在白马湖畔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艺圈子。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

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的住处背靠象山，面临白马湖，幽静怡适，“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他们几家虽居独家小院，却只有一墙之隔。夏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取名都很有意趣。

朱自清曾撰文深情回忆：“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像，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上他家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

朱光潜忆及这段生活亦十分怀念：“我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朱自清红着脸微笑不语，丰子恺雍容恬静，一团和气。夏丏尊则纵声大笑，笑声响彻整个屋子，形成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

一次，夏丏尊、丰子恺同在朱自清家，丰子恺见桌上有现成肇墨，便为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芷画了幅肖像，朱自清见画得实在可爱，爱不释手，就请夏丏尊题写几个字，因而画的上方有“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朱自清后来将此画制版，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页。

也是在白马湖畔，朱光潜因夏丏尊、朱自清的鼓励写成处女作《无言之美》。他们几人意趣相投，结下的情谊比白马湖的水还要深醇。难怪朱自清感叹：他在这里享受到了“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

陈平原在纪念文中评述总结：“朱自清始终稳扎稳打，有坚守有追求也有收获。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达学园、春晖中学、开明书店共同奋斗过的朋友，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等，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世人多喜欢绚丽的彩虹，那固然抢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种景色，秋水长天，看似平常，但更恒久，也更耐人寻味。”

1921年，朱自清与晨光文学社友人合影。前排右起：朱自清、汪静之、张维祺、刘延陵，后排右起：陈学乾、冯雪峰、程仰之、陈昌标、潘漠华

外面和光同尘，里面是一团火

初到春晖中学，朱自清的日子颇为顺心，但1924年底，春晖中学起了风潮，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集体辞职离开。虽然朱自清仍然留在白马湖，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

1925年2月，迷惘彷徨的中学教员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次月，他又给俞平伯去信：“弟顷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但弟亦未决。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

这一年，正巧清华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俞平伯，俞平伯一下就想到朱自清，将他推荐给了胡适。1925年8月，朱自清受聘出任清华学校国文教授，9月4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感谢：“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负先生之望否！”

1925年8月暑假过后，朱自清一人匆匆赶往北京，结束了长达5年辗转不定的中学教员生涯。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改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朱自清教授证书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时由朱自清好友杨振声任系主任，两人一起规划奠定了办学思想：新旧文学接流与中外文学交流并重，要求中文系学生同时打下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基础，着眼于创造新文学，课程设置上保持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课，开设几种外文系课程。

据浦江清《〈中国歌谣〉跋记》：“‘歌谣’这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常风曾在回忆文中记叙，“他讲授‘歌谣’，自己编有讲义，把对诗歌的发生和生长最有关系的歌谣给了我们一个极有条理、极有系统、极扼要的叙述。”

朱自清是受过旧式传统教育而又参加过新文学运动的人，在与现代青年接触中，他感觉到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鸿沟。他在语文方面的研究工作如《经典常谈》，与叶圣陶合作的《文章精读举要》、《国文教学》几部书都是为了填平这一鸿沟。

1930年8月，杨振声赴青岛大学任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一职由朱自清代理。自1930年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及后来主持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师院国文系，朱自清都继承发扬着“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融会”的办学传统。

1932年，朱自清与英国友人在伦敦

可以说，朱自清后半生的生活、思考和命运，都与清华大学紧密相连，除1931至1932年间短暂访学英国，抗日战争期间因病有几年不能料理教务外，清华的中国文学系基本都由他主持。像这样，一个学系由一个人规划、创始、主持达二十余年之久，在国内大学中颇为少见。他为清华大学乃至整个现代中文学科的奠定发扬作出了杰出贡献，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中文学科影响深远。

朱自清早年写诗，后转向散文创作，但他却不曾放弃诗的研究。在清华教书他能专心做学者工作，严肃的著作如《诗言志辨》中那类论文是在探寻古人立言立意之所在，较为轻松的批评如《新诗杂话》、《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等几部书，则引导读者直面现实，看清时代病症。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

《标准与尺度》中，朱自清写下名篇《论气节》，如今读来仍具深意，这也印证着他本人的自清精神。“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

民国的政治风云，朱自清是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血歌》，狂吼着“血是红的！血是红的！”；“三·一八”惨案，他曾亲历，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自清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他以极悲愤的心情写成《执政府大屠杀记》和《哀韦杰三君》；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政府的屠刀让共产党人血流成河，3天之内，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三千多人失踪，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十分震惊，这年仲夏，清华园月色中的荷花池触发了文学家锐敏的情思，有感于军阀征战的国内时局，朱自清写下不朽名篇《荷塘月色》。

1948年，朱自清在清华园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在时代巨变的撕扯中，朱自清确实感到内心覆着巨大的阴影，在翌年撰写的《哪里走》中表达过自己的迷茫与惶急：“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朱自清的人生年轮浓缩着民国的政治逻辑和沉疴重疾。他有隐士性格，但实则血性，外面和光同尘，里面却是“一团火”。知交闻一多之死对于他的刺激，比早前“三·一八”屠杀更深也更痛，由此激发了他的战斗性。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婪致使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不聊生，1947年1月，全国十个城市50万余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撤出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国民党政府仅在北平就逮捕了两千多人，朱自清对此深恶痛绝，在抗议宣言上签了名。报纸发表后，有朋友看到国民党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朱自清第二任妻子）得知后颇为焦急，要他小心些，朱自清却是轻轻冷笑、毫无惧色：“不用管它。”

朱自清一生践行他在《论气节》中所指的“敢作敢为”与“有所不为”，直至最后拒食美粟而殁。朱自清去世后，陈竹隐在整理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六万元法币，这点钱连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破天荒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160余篇，形成影响一时的文化事件。

人们凭吊朱自清，寄托哀思，是在尊崇一种气节，一种风骨，一种精神。1948年8月20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刊登题为《朱自清不愿做官》的短文：“朱氏年来备尝清苦，家累又重，常捉襟见肘，但朱氏淡泊明志，不以为苦。朱氏与朱光潜为旧友，而道不同，朱光潜已贵为监察委员，而佩弦清贫依旧。朱光潜离职后，曾邀佩弦出任，谓可于教部中谋得要职，而佩弦婉谢之……”。

朱自清逝世前最后一次出席座谈会讲话表示：“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知识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除了劳心以外，还要同时动手。”这也可以视为一代文宗对于后代知识分子的遗言。

无限的隐痛，凄怆眷恋的气息

对于朱自清的人生，他的挚友俞平伯曾作概括：“家庭的贫困和社会的压力使他感受无限的隐痛，养成他的一种几乎过敏的感受性和凄怆眷恋的气息。”

1929年初冬，朱自清的发妻武钟谦病故于扬州。朱自清因为有课，没回家给妻子料理后事，直到第二年暑假，他才来给妻子上坟。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做法都令人费解，但于费解之中，人们或可解读出俞平伯话语中的深意。

武钟谦朴素、温柔、娴良，她与朱自清结婚12年，但夫妻共处时光满打满算不足五年。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她都任劳任怨，骨子里认定嫁给才华横溢的丈夫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偶尔朱自清发脾气，她也不会吵闹嚎啕，只是抽噎着默默垂泪。朱家逃难时，武钟谦不忍舍弃朱自清的书籍，别人都说她傻，但如果拿书来衡量她对朱自清的爱，便可知书有多重情有多深。

1928年底，武钟谦生下她和朱自清的第6个孩子，身体每况愈下，她以为是痢疾。为了不影响朱自清工作，她就一直忍着继续操持家务，忍不住了就躺下，听见朱自清归来的脚步声，她又一骨碌从榻上坐起。朱自清发现后带她去医院检查，才查出肺部已烂了个大窟窿！1929年10月间，武钟谦带着孩子回到扬州，一个月不到就撒手人寰，年仅31岁，留下了从十余岁到不满周岁的三子三女。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痛不欲生。武钟谦离世后三年，朱自清写下《给亡妇》，细诉往事，寄托哀思。

1930年，朱自清已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朋友们见他孤身一人，劝他及早续弦，经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作媒，没多久，陈竹隐走进了朱自清的世界。

陈竹隐原籍广东，1904年生，16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清苦，后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独立生活，继后又考入北平艺术学院习练工笔画，曾受教于齐白石、肖子泉、寿石工等人，又师从浦熙元学习昆曲，常到浦家参加“曲会”。

1932年，上海，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

1931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带陈竹隐等几个女生下馆子吃饭，在座便有朱自清，两人就此见了面，但席间很少说话。据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中回忆：“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

饭局散去，同席别的女生嘲笑朱自清老土，自小独立的陈竹隐却很有主见：“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从此两人开始通信，感情不断发展。“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

随着感情升温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唯一的矛盾也暴露了，那就是朱自清的6个孩子，陈竹隐在回忆中坦承：“那时我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6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是的，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而6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6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作些牺牲是值得的。”

两人终于在北平订婚。1931年，朱自清获得出国访学机会，西行游历欧洲多国，1932年7月由威尼斯回国，8月4日，他与陈竹隐在上海结婚。

尽管如此，朱自清并没一味责怪，而是极力调整两人的生活习性，他在日记中写道：“隐的好处不少，如知甘苦，能节俭等，非常令人感念。又非常大方，说话亦有条理。她唱戏的身段也非常美妙灵活，画虽非上上，工力也还可观。”朱自清尽量抽时间陪陈竹隐看书展、参加昆曲票友的活动；陈竹隐也照顾到他的情绪，尽量不在城里多耽搁，这常令朱自清感动不已。两人的互谅互让，化解了原先的一些矛盾与分歧。

1933年，朱自清和陈竹隐的第一个孩子朱乔森在清华园降生，一家人的生活平静而惬意，但美好的生活转瞬即逝。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8月5日，日本侵略军开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在日寇刺刀的胁迫下纷纷整理行装，准备南下长沙。朱自清在陈竹隐的帮助下收拾衣物，因动乱中携带家眷不便，他只得告别妻儿，独自前往长沙。9月22日，朱自清戴着一副眼镜，提着一个旧皮包，躲过日本人的搜查，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而后几经波折，于10月4日到达长沙。然而，战火纷飞，日本人的飞机又追到了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1946年，朱自清与陈竹隐、朱乔森、朱思俞、朱蓉隽在一起

新学年开始了，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登台讲授宋诗，他的授课照例认真严格，学生都要背默研读。离开北京后，朱自清一直记挂着妻儿。1938年5月底，朱自清得到消息，陈竹隐将带着孩子们从北平来到云南，心中大喜。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朱自清家中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已怀孕，生活十分困难，夫妻商量后，朱自清将团聚不久的妻儿送到陈竹隐的娘家成都。

回到昆明后，朱自清与闻一多搭档上课之余，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写作，想以微薄的稿费弥补家用。朱自清患了胃病，原本胖胖的脸渐渐消瘦下来，单身一人的他随大伙吃大厨房的糙米饭，陈年霉米里谷、糠、皮、石、沙和老鼠屎应有尽有，一股霉味闻了就想吐。胃病厉害时，朱自清连蔬菜都消化不了，只好在嘴里嚼一嚼，再吐出来。此时朱自清才四十来岁，但长年辛苦伏案，他的背也驼了，健康每况愈下，然而，他依然奋笔疾书，在抗战中完成了《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等学术论著。

1944年，为欢送罗常培赴美国考察，在昆明大普吉镇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抗战中，朱自清拖着病体坚持创作研究，幸运的是，他身边有朋友陪伴，尤其是挚友闻一多。闻一多和朱自清在性情上有很大不同，前者热烈，后者温雅，但两人在治学上都颇为严谨。朱自清曾说，闻先生是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问如此，领导行动亦如此。

朱自清万万没想到，与自己惺惺相惜的挚友会遭逢一场浩劫。1946年7月11日夜，中国民盟委员兼支部负责人李公仆遭到暗杀，15日下午，在李公朴葬礼上，闻一多愤怒地跳上讲台，厉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无耻行径，在散会回家路上遭特务暗杀。

得知闻一多被害，朱自清悲愤、激怒，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

朱自清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闻一多追悼会。二十多年没写新诗的他，悲愤地写下《挽一多先生》：“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如猛虎。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1947年7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礼堂，“闻一多死难周年纪念会”后，部分教师在礼堂前合影。左起：潘光旦夫人赵瑞云、一多先生女儿闻人、一多夫人高真、吴晗（历史系教授）、张奚若（政治学系主任）、潘光旦（社会系主任）、朱自清（中文系主任）、许维遹（中文系教授）、余冠英（中文系教授）合影

据朱自清幼子朱思俞在《我随父母南渡北归》中回忆：“成都消息闭塞，7月17日父亲才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先生15日被暗杀的消息。父亲异常震惊，手里拿着报纸很长时间缓不过神。夜间失眠……父亲和闻一多先生有着十几年的交往，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极为推崇……父亲喜欢闻先生朗读的声音，喜欢看他的讲稿，喜欢他性格的豪爽，佩服他潜学不下楼的精神。父亲特别看重他的意见，也了解他的心愿。父亲记得闻先生说过自己能活到80岁，可是在不满48岁的时候，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样结束了。”

梅贻琦请朱自清主持闻一多先生遗著整理委员会，此后为亡友编纂全集成为朱自清余生的大事。朱自清去世后，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称呼这二人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他们二位先生文学的创作，作风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亦异。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清华中国文学系何幸而能有他们二位在一起有十多年之久，又何不幸而于正在发展的时候，失去了他们。”

贫病交迫，“我活着的兴趣只剩下吃了”

许多人记得，朱自清走前岁月，曾借用李商隐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用之，集成一副联语——“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将它放在书桌玻璃板下，以此鞭策自己。

朱自清给人印象喜幽默、好热闹，但据余冠英在《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一文中回忆，“……近十年来，他的心境却是常常不舒，有时流露在他偶然写作的旧体诗里，例如这样的诗句：‘圭角磨堪尽，襟怀惨不温。’分明见出他心境的阴黯、沉重……在他胃病较重的时候他常常想到死……有一次我陪他在黑龙潭公园黑水祠前小坐，他谈到死，说人生上寿百年也还嫌短，百年之内做不出多少事了。这也许是他抑郁的原因。”

朱自清怕生命太短就竭力做事，他嫌百年太短却只活了半百。他生平喜进零食，兼以常年累月周折劳顿，因而患有严重的胃病。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公教人员生活清苦，贫病交迫又加重了病情。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宿疾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病况沉重，进北平北大医院开割，终以药石不灵，延至8月12日逝世。

朱自清的胃病，可谓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一个隐喻。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强近年对朱自清日记颇多研究，在他看来，“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朱自清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朱小涛提到：“我从他的日记里看到，1924年，在浙江温州，有次叶圣陶去看他，他没钱无法请客，就当了大衣四件，得二元五角。”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按说，清华教授待遇不薄，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日记里俯拾皆是。

抗日战争时期，典当、寄卖更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1942至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余拟售百二十元，（……）少年仅允标五十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

徐强点评道：“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无需以‘天降大任必先饿其体肤’励志，也从未作潇洒状地自称‘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相反，他每每大叹苦经。”

1941年4月26日，朱自清在成都和经济条件较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在日记中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

1946年抗战胜利后，朱自清重返清华园，他在《回来杂记》中写道：“想象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北平到底和从前不一样了，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朱自清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吃饭变得更难了，没饭吃的日子也更多了。

清贫、压抑、自卑、神经紧张，这些大约都是朱自清胃病的病因。

1947年，与家人在清华园北院宅前合影

小说家吴组缃曾在清华大学修过朱自清三门课，他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称：“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

朱自清讲课极为认真，甚至到了有点拘泥的地步。季镇淮回忆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时，旁听朱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专题课，台下就王瑶一个学生，他依旧认真板书。师生俩一个写一个记，此举既见学风，也显性情。

朱自清自我要求甚高，故内心十分紧张。虽长期担当清华中文系主任，在学界及社会上声誉日隆，日记中却是不断自我检讨。据其1936年3月19日日记：“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翻阅祖父日记，朱小涛发现：“1931年至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篇都写到他夜里做梦，奇怪的是，所记竟是同一个内容：他梦见自己被清华开除，原因是他学识不够，或因研究精神不够，而且，三篇日记不是在一个时段，而是跨年度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明长时间以来，他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朱自清为人治学极其严谨，他总觉自己资质一般，为此不断学习，大量阅读。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以此巩固提高自己的外语。

据1935年1月17日日记：“浦告以昨晚我醉后大讲英语和日语，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现。”如此不堪的梦境与醉态，朱自清居然都记录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律己过严，或与他的胃病互为因果。

朱自清活得太认真，这认真也成了他的致命伤。

1948年春，冯友兰自美国回来，据其回忆：“看见佩弦，第一个印象就是太瘦。经过几个星期，又发现他办事比从前更谨严，几乎就近于拘谨了……我有次请他夫妇吃饭，他的胃病发了，不能来，还叫书记写一封信，他亲自签名，说明只有朱太太可来的缘故。我想这表示他近来神经过于紧张。”

对此，余冠英也有忆述：“我们常见他为一点小事提心吊胆。他赴约会从不过时，因为他时时看表……他的谨慎有时使人觉得过分，以为他胆小。他托人做事，有时叮嘱得太仔细，往往教人觉得好笑。”

1932年，朱自清（右四）与夫人（右一）及友人摄于清华图书馆门口

谨严的工作之余，朱自清其实也有不少闲情小嗜好，例如他爱搜集影印画册，但因清贫，未见多少收藏；年轻时他喜爱看电影，余冠英初进清华，礼拜天去影院十有九次会遇见他；去世前一两年，他还常常参加舞会。1948年元旦晚会上，朱自清带着病，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一起扭起了秧歌，据陈竹隐回忆，“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

但所有嗜好都抵不上他对饮食的兴趣，亲朋好友都知道他“馋”，筵席上常常见他最先伸筷子，这个严于律己的人，唯独对于口腹之欲不太能克制。明知花生米对胃病不利，他见了总要吃几颗，有时声明只吃三颗，却连吃了几个三颗。他不喜被人管束，如有人拦阻他吃不宜吃的东西，他甚至会厉色道：“我活着的兴趣只剩下吃了。”

朱自清酒量不大，但喝起来兴致很豪，早年他常喝醉，这也许是他胃病的另一成因。据余冠英描述：“朱自清一向爱喝酒，但深厌一般中国人宴会时强人饮酒和干杯时斤斤较量的习惯。他自从有了胃病以后，对喝酒很节制，但如有人强劝他喝，他总不说什么，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他这样做并非因为面软，不好意思推辞，而是因为厌恶，不愿多噜苏。那时的饮酒是赌气，不是痛快。”

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朱自清的身体每况愈下。1948年夏，他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只有38.8公斤。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徐强在其论文《朱自清的清贫史》文末点评道。

朱自清最后给儿子朱闰生的一封书信中，提及还准备读一读舒新城编的一本《我怎样恢复健康》，岂知书刚寄去，他就与世长辞了。有为之年，抱负未伸，便离开尘世，这让人不禁想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句子——“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