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逝世六十周年祭

情感导师 2022-11-13 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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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民国，有三件历史大事为人所知：

5月，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约》；

9月，陈独秀在上海主编《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创刊；

12月，袁世凯称帝。

掠过历史的黄沙，探赜钩沉，就会发现这一年的夏天，在大洋彼岸康奈尔大学的凯约佳湖上，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偶然”事件，却对中国现代文明产生了深刻变革，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超过这一年乃至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

一群庚款留学的青年才俊为了“讨好几位中国女留学生”，暑期相约在凯约佳湖上泛舟游乐，忽遇狂风大作，小舟倾覆，慌忙上岸，所幸湖水只弄湿了衣衫，并无大碍。

归来兴之所至，任鸿隽邮寄一首四言古体长诗《泛湖即事》给哥大的胡适，胡适对文字提出批评意见，任先不回复，而就读哈佛大学的梅光迪此时在康奈尔大学度假，代任回骂胡适。至此，哥大、康大和哈佛大学往来辩论，什么是“活的语言”、“死的语言”、“活的文学”、“死的文学”，古文和白话文的论战从此开始。

太平洋彼岸蝴蝶的翅膀从此搅起中国千年文化的沉渣痼疾。

多年以后，誉满天下的胡适演讲说，“湖上翻船是第一个偶然，任先生作诗是第二个偶然，我批评他是第三个偶然，他没有反驳是第四个偶然，梅先生骂我是第五个偶然。”

这一偶然事件的发展，辩论愈激烈，白话文的历史和功用愈加清晰。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化运动的檄文一经发布，有如巨石投江，激起千层浪。

从此开启了国内的白话文运动，中国文化新纪元到来。

中国自古以来，文字和语言被长期割裂，著诸竹简、绢帛和书本的文字被上层文人士大夫高度垄断，作为钳制、愚弄百姓的思想工具，为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服务。东汉大儒们面对墓室发掘的去古不远的先秦晦涩难懂的古文字也只能搔首摇头，而古文学家长期以来对今文学态度轻蔑，不屑一顾。崇古、敬古、法古，以古为荣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随着《四书五经》等经史子集在文化内容上的一统，以及自隋唐以古文为考试做官的开科举士，发展到明清的八股文，文学完全没有了创新和鲜活思想。

中国的文学，最先是从白话文起步的。始于先秦、中国文学之肇端——《诗经.国风》流传古今，开篇之作《关雎》妇孺皆知。这些采自民间，乡语村言、里巷歌谣，感情真挚、思想丰富；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民间大众文学得到不断发展创新，成为影响大众、被大众喜欢的“活的文学”。

尽管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平民文化的运动，但这些“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从宫廷乐府、汉赋到八股文，庙堂文学占据权力的制高点。

然而宫廷文学《诗经.雅颂》的文学价值和《国风》相去甚远，堆砌辞藻、华而无实的骈体汉赋流传至今也只剩下寥寥几篇，宫廷的马屁文章臭气熏人，假大空的庙堂文学最终扔进了历史垃圾焚烧场，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大多都是民间文学。

民间白话文学，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命力旺盛，所以流传很广。白话文学必然从历史走进未来，而这一历史使命，胡适是理论导师，陈独秀是行动舵手，鲁迅等民国文人是旗手。

在这个几千年来“敬宗法祖”、“克绍箕裘”的国度，提出白话文改革自然是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古文大家、享誉京城的辜鸿铭和林纾（琴南）等成为反抗的急先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晚清民初时期是主流学术思想，当面对中西文化、新旧思想冲突与对立的时候，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等有着进步思想的业界大咖们也表现出复古、守旧或沉默。

一个留洋青年挑起古今、东西冲突，提出文学革命，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具有敏锐观察力而勇猛的陈独秀提出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思潮一拍即合。

一个长于学理，一个长于猛干。至此，中体西用说寿终正寝，一个“刀刃向内”、革故鼎新的新时代开启了。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上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反对派的旗手林琴南1919年3月致信蔡元培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辜鸿铭更加露骨地说：“若所有百姓都懂得文字，就会参政议政，国家成何体统”。

一句道破天机关，说出已过两千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白话文的《新青年》获得了巨大、持续的影响力，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也纷纷使用白话文语体，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国语，白话文很快取代古文而通行于全国的报刊杂志书籍。西方的自然、人文社科等书籍突破了语言翻译障碍、通俗易懂的西方科学教材呈现在课堂上、图书馆里。

从此，书本的文字国语化，平民百姓看得懂书，读得懂报刊，文化思想得以空前地普及和传播。

胡适率先垂范，《尝试集》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歌集，诗歌《希望》几十年后谱写成一曲《兰花草》家喻户晓，翻译的都德《割地》（《最后一课》）成为中学名篇。

继胡适之后，一批现代作家如郭沫若、俞平伯等纷纷出版自己的诗集；中国第一篇白话体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4月在《新青年》发布，影响深远。

晚年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说道:

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

白话文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中最具影响力和社会进步的一次文化革新运动，打破几千年来文化被上层阶级垄断，开启平民的、大众的文化，提高了文化的普及、加快知识的传播，催化西学东进等等，其历史意义、社会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无出其右。

西方盛赞胡适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与但丁、彼得拉克等量齐观。

史学家唐德刚说：“适之先生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由此上溯，先生之意胡适当与宋明理学大师王阳明比肩。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诚哉斯言！

若说《文学改良刍议》是中国文化沉寂两千多年后的一声惊雷，惊吓得秀才举人们瑟瑟发抖，那么这位“五百年不世出”的青年大师在1917年9月初踏北大讲堂，就引得大儒们浑身冒汗，从此他在史学界开启的新思想真正奠定了他思想启蒙家的历史地位，超越宋明理学，直追先秦诸子！

《中国哲学史大纲》，将西方哲学、逻辑学以及杜威实验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经学结合，掀开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盖头，褪去残妆与粉饰，让人们一睹其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面容。《大纲》撇开唐虞夏商等上古神话，从西周开始，挖掘中国先秦名学，将老庄、孔儒、墨翟思想平等客观地分析评论，重现中国古代逻辑理论和思想，开创北大哲学讲授之先河，开启了中国史学革命。

冯友兰评价《大纲》说，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也是五四运动反对孔教的核武器，将高居庙堂的孔子推下神坛。其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力也巩固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地位。

从此，国学底子深厚、眼光高傲的北大学子如傅斯年们面对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授，从满腹狐疑质疑、到耳目一新的聆听，再到彻底的俯首信服，态度的转变也就听了胡教授几堂课程而已。

晚年胡适评论自己当年《大纲》所引起的两点革命性的震动：第一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抛开三皇五帝，抛弃一切不可信的传说，尽管许多似乎属于“天经地义”的经典，“差点引起北大学生的抗议”；第二点是“平等的眼光”，“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

《大纲》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轰动京城。

令胡适火出京城圈的，则是哲学家杜威在“五四”前夕的访华。

严复、王国维等将欧洲哲学翻译到中国，胡适则是将美国哲学传播到中国的第一人。这位杜威的忠实信徒在恩师来华前夕就在《新青年》发布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其学术思想造势。杜威来华两年期间，正值五四运动蓬蓬勃勃，胡适紧跟杜威的步伐，遍访各地高校，一路翻译和整理老师的演讲学术，并将杜威哲学课程搬进北大课堂。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写道：“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术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术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胡适将杜威哲学高度浓缩、落地中国的实践论和方法学。

这些探寻科学的真知、今人已经耳熟能详的常识，在百年前守旧落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思维下无异于重磅炸弹，即便鲁迅在多年后还在讥讽嘲笑“考据癖胡适之流”云云，可见这位文豪当时也并未领悟其真谛。

这位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大肆宣传鼓吹聒噪，两年多时间，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杜威热”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声名远播。

“但开风气不为师。”

在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冯友兰成为哲学界泰斗，周汝昌成为《红》学泰斗，顾颉刚成为著名史学家，罗尔刚治太平天国史学第一人，等等，后期的学子更是桃李满天。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多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建立特区实验田，又何尝不是这种思想催生的伟大社会实践？

从此后，胡适之“青年暴得大名”（胡适自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位“暴得大名”的青年俊杰“每一次演讲，人山人海，挤破窗户，一直到晚年台湾皆是如此”。胡适之此时已然成为紫禁城内深宫逊帝的座上宾，并尊之为“胡博士”。自此，“胡博士”从紫禁城响誉京城了。

岂知胡博士亦如《围城》里的方鸿渐，并未获得博士头衔？

誉满天下之时，毁谤亦傍身。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有人发出阮籍之叹。

在当时看来，蔡元培广纳天下英才，并不为头衔所累，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等都没有获得头衔，不一样在北大委以重任吗？

只怨胡博士成名太早、盛名所累啊！

率先发难的是昔日好友梅光迪。1919年9月7日好友朱经农来信说“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梅先生质疑胡博士头衔，“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

当然，此时的胡博士何以在意这一头衔呢？学术声名早已碾压博士帽N条街了！

“羡慕嫉妒恨”，调侃、揶揄之声一直持续着，这是国人的文化基因。

百年后的今天，具有考据精神的人们基本厘清了“博士门”事件真相：

胡适投身名誉满邦的杜威门下，所学加上康大一年的哲学课程不满三年，杜威名望高，事务忙，毕业论文口试被耽搁了下来，杜威1919年访问中国，胡适全程陪同，就博士学位有过承诺，1922年博士论文刊印。

1922年2月哥大校长来信聘请胡适教授两科，一为哲学，一为文学，尽管胡适忙于国内事务，没有成行，但可见哥大对这位杰出校友的高度认可。

1923年罗素在美国著名杂志nation上写了关于《先秦名学史》的评论，对胡适大加赞赏，有大咖赞誉，天才如胡适的毕业论文有不通过的理由吗？

1927年胡适访问哥大期间，补缴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副本100本，于3月21日正式入册博士学位，算是履行完必要程序。

胡适博士文凭拖延，根本的原因不是论文答辩不过关，而是论文缓交。以哥大的严谨治学态度，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暴得大名”的胡适之。

治学严谨若此，今日国内之学府能如此？

“博士门事件”只算是明星绯闻，对胡博士声名无伤大雅，何况后来的一生又获得33个荣誉博士呢！

但凡无知者常常道听途说，或别有用心者断章取义、摸黑歪曲，从而达到阴暗而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给胡适之扣上“亲日、卖国、投降派”的头衔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被不明真相的人们肆意传播，对胡适的伤害、侮辱就深入骨髓了。

今天只需将其当年的演讲、日记和已发表的文章系统全面地一读，自然可以清晰明白地了解胡适对于抗日的主张和态度。

1933年3月13日热河失守，蒋介石到保定处理军务召见胡适等，胡适在日记中记录：

我们问他(蒋)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以当时国力军力，实无与日军抗衡的资本。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是在明知不可为而奋力血战的政治工程。若没有策略地一味颟顸，无异于飞蛾扑火，国力消耗更大。

保定谈话后，对于实用主义的胡适认为，停战促和才是这个阶段的最佳选项，此间他在《独立评论》连续发文表达这一观点。

停战促和是以促和为手段争取抗战时间，是战略防御的权宜之计，是以时间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停战促和绝不是投降。

他在1935年6月27日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著名长信，被称为抗战版的“隆中对”。他认为中国只有用最大的牺牲坚持抗战到国际援助方可以实现最后的胜利。他说：

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一论述比毛泽东《论持久战》提前三年。

彼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战略野心已付之行动，谈和比苦战更难。

他在1935年7月12日回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日记中写道：

他(大使)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无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再看他1938年11月13日日记：

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八一三爆发后，求和已不可得，抗战已成定局。9月胡适以特使身份踏上美利坚的国土，一年后的10月正式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卸下头顶的博士帽，披甲上阵，成为坚定的抗战斗士了。

胡适向罗斯福介绍中美友好万人签名薄

胡适在抗战前期三个阶段性的主张：停战促和、和比战难、屈服误国，是根据敌我实力悬殊的客观情况，因应时局变化而调整抗日策略，这是理性务实的对敌态度，立场坚定，与后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著名的三段论：从防御、相持到反攻暗合。

早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签约后，康奈尔留学生群体中迎来阵阵“对日一战”的激切宣叫声，而胡适就是少数的坚定反对者。

我们再看看多年以后胡适是如何评说：

我还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 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个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向无异族统治的先例,战争使其初尝此味。中国所受战争的创伤,亦迄未复原。没有对日抗战,国际共产主义又何能统治中国!

作为深受墨子《非攻》思想影响的“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胡适的抗战主张是一以贯之的。

但和平主义不是投降，与“亲日、卖国、投降派”的距离岂可以道里计哉？！

19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正式对日宣战。胡适的朋友、著名史学大师Charles A.Beard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张忠栋《胡适五论》）。毫无疑问，作为罗斯福的密友，胡适的演讲才能、亲善的外交家气质，四年间在美国四处游走演说，赢得了国际社会、美国朝野两党以及民间最广泛的同情。促美日交恶、拉美下水，形成太平洋战争，作为外交家的胡适功莫大焉！

持节四年，不辱使命，誉满寰瀛，归来不可言身退。

1946年7月24日傍晚，一艘美国过来的游轮停泊在吴淞口，身体痊愈的民族英雄胡适从大洋彼岸重返祖国，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此刻北大校长的位置由傅斯年代理已几年，如今胡适的下一个目标是“复兴北大”了。

这位与“民国北京大学”同生日、注定与北大有缘的天纵英才、民国第一公知（特别注明：褒义）胡博士先生，其家世背景，并无显赫或异于凡人之处。

他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上庄人。父亲是一位前清履职台湾的经学先生，1895年病殁，母亲二十三岁守寡，孤儿寡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

天赋异禀，再有母亲极度重视的教育加持，“一个早慧的孩子，不满三岁，就已经认识八百多字”，五岁时村人已戏称“先生”，不满八岁已开始阅读《资治通签》、《第一才子》（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村塾读书九年，已能记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国学，十三岁离开母亲去上海中国公学寻求“新教育”，从此开始独立求学和生活。

“自古英雄多磨砺，从来纨绔少伟男。”

上海求学六年，依靠异母兄长在上海滩经营的茶叶店铺维持学业。无奈生意惨淡，营生多艰。这位天才少年利用求学闲暇，编辑《竞业旬报》，每期可得10块大洋，并发表白话文，宣传男女平等、爱国、破除迷信，表达进步思想，后期更是以主编的身份担纲主持，所得之资补贴学业。

1908年，家庭经济无以为继，只好休学一年多，教授初等英语和国文，“每日授课五小时，月得修金八十元”，供自己读书和家中母亲生活，那一年胡适年仅17岁。

1910年在二兄绍之的陪同下，赴京赶考，正式将笔名“胡适”写入考卷，取“适者生存”之意，“胡适”二字从此扬名立世。

一考中的。作为第二届第一批庚款官费留学生，随同胡适飘洋过海的还有后来的名人赵元任、竺可桢。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为了将三十多个苹果分类而费尽脑汁，兴趣终于使他哪怕牺牲每月十五美金的学费也要将专业转到擅长的文史哲。1912年转学文学院，所学皆所长，兼之国学深厚的底子，学业应付自如。这期间胡适积极参加各种社团组织，担任康奈尔世界学生联合会主席、会长，参与各种刊物的编撰，各类社团演讲活动，为后来成为出色的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储备了能量，同时在留学生群体中声名鹊起。

1914年5月康奈尔大学毕业，又续修一年硕士课程，第二年转入哥大文学院，给母亲汇报的一个理由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

此后的两年，胡适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始俯察、审视中国的史哲世界了。

对于贫寒如胡适来说，留学不仅仅是求学，留学是工作，是家庭谋生挣钱的手段。

学霸级的胡适，各种奖学金旋踵而至。一个卜郎吟文学奖首次授予中国青年，成为一时热点新闻，获奖五十美金；一战后期的一次校际和平论文竞赛，提出“要把世界各国的力量组织起来，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这是解决国际问题的不二法门”的论点，这简直就是“国际联盟”成立前的宣言，获头奖一百美金，日常还有编撰刊物的笔墨收入，等等。

庚款公派留学生，除学费免费外，政府每月给予八十美金的生活补助。彼时的一美金，相当于民国二个半银元，即使美国的物价十倍于民国，对于月入二百大洋的留学生，“富而可称花花公子”了！

收入结余寄给家中慈母贴补家用，母亲从此无忧衣食也！

时移世易，今人怎可想象！留学七年，按今天镀金留洋的花费用度，岂不要三二百万元？

同为哥大留学生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注释说：那时的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了，“昨日还是牧羊儿，今日便可衣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

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胡适先生，果真还需去“相府招亲”么？

早在胡适13岁，母亲就给他定了婚。订婚15年，胡适从未与未婚妻江冬秀谋面。这十五年，是青年男女热恋的黄金期，庚款留学生比肩前朝进士，难怪胡适一生绯闻女友一箩筐呢！

唐德刚《胡适杂忆》：

胡适之这位风流少年，他在哥大一共只读了21个月的书，就谈了两整年的恋爱！他向韦莲司女士写了一百多封情书同时又与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通信，其数目仅次于韦女士。在博士论文最后口试前五个月，又与莎菲通信达四十余件！在哥大考过博士口试的“过来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精神恍惚的情场中人，如何能“口试”啊！这样一位花丛少年，“文章不发”，把博士学位耽误了十年，岂不活该！

由此看来，《红楼梦》中“情痴情种”的现实版，青年胡适算得上一位了！细考下去，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多情而不滥情，风流而不下流，用情有度，有理有节，学问精进则比“愚顽怕读文章”的宝哥哥勤奋努力许多呢！

首先走进这位风流才子内心世界的是韦莲司，康大教授的小女儿，年龄比胡适大六岁，两人一见钟情、再见倾心。相慕在思想、相爱在灵魂。韦莲司读书甚多，极富思想，胡适欣赏她“高洁几近狂狷”的个性。从初恋到终其一生，韦莲司作为偶像的灵魂伴侣终生未嫁。胡适去世后，韦莲司帮助胡适夫人成立出版基金，韦莲司去世前将其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全部捐赠，以供后人研究胡适。两人恋情纯洁浪漫，格调高雅，是现实版的浪漫爱情故事。

曹诚英算是为偶像身体出轨的唯一女人了。江冬秀婚礼的伴娘，拐着弯的远房表妹，民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旧式婚姻的受害者，短暂婚史的知性美女，胡适怎么能受得住诱惑！

“胡适之怕老婆”就是因两人恋情被胡夫人最后知道后传遍京城的。这位江冬秀一生唯一最恨的女人，差一点就僭位生娃，人生的无奈与选择，只能寄望于上天安排。胡适对曹关爱有加，难抵江冬秀手持利剪以死威胁，曹教授最终落得孤独终老。

还有杜威女秘书罗维兹、北大才女徐芳……作为民国“国民老公”的胡适之，不缺绯闻女友，但对于自己身边的小脚女人，一直不离不弃。

“民国七大怪，小脚女人胡适爱。”这是彼时街头巷尾的谈资，笑谈乎？美谈乎？

“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有何魅力最终守得夫君厮守终老？

第一，出生名门望族，其外祖父前清翰林，自己虽仅认得几个字，但识大体、明大理、守原则。河东狮吼也好、“扭耳朵”也罢，最本质的是这个女人明白，维护大明星的人设就是捍卫自己的家庭利益。夫君是爱惜羽毛的公众人物，羽毛是不能毁在女人身上的！第二，一手地道徽州菜，不仅让胡博士享尽美味，“胡适之的朋友们”也赞不绝口；第三，聪明能干，打麻将赢得多输得少，让胡博士少了多少家庭负担；第四，作为易卜生主义的推崇者，妇女解放的呐喊者，胡适对女性及其尊重；最重要的，也最令博士欣赏的，也是世间女人最难做到的：反对夫君为官。一个小脚女人，无法与博士高谈哲学人生，但在人生价值观上戳你一箭，直达天庭，令你背脊发麻，从此束手就擒，甘愿俯就一生。

有次胡适信中给妻子说道：

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

这算是胡适从内心对这位不会谈哲学的小脚女人的认同。

迁就与容忍，是胡适的婚姻态度。“国民老公”胡适，周围蝶飞凤绕，有着挡不住的诱惑；圣贤若胡适之，到底也是情血之躯，内心肯定会挣扎、煎熬，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没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这是他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真心的理解和同情。1917年，留美归来不久的胡适之博士在家乡以新式婚礼迎娶了江冬秀。婚后，写了一首诗自我解嘲：

岂不爱自由？

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

也是自由了。

自由是有边界的，为婚姻可以牺牲自由，为思想必须捍卫自由。

他的朋友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用在胡适一生，甚是贴切。

做自由主义的斗士，不媚俗、不畏权、不苟且、不逢迎、不站队。

这位自由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和践行者，深入骨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源于他先后九次、二十五年的赴美学习生活工作的熏染。美式宪政民主政体是他一生理想政治诉求。

有一次在于右任家中和蔡和森争论几个小时，他在日记中写到：

充分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所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误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争自由，今则无产阶级争自由。

他反对计划经济以及共产主义学术，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这是他和新文化运动的亲密战友陈独秀在1922年后分道扬镳的最根本原因。

撰文《知难，行亦不易》，是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的公开反对，是对“国父”的大不敬；此外《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人权与约法》等文章直接批评执政者国民党，气得蒋公牙齿嘎嘎作响，从而受到多次警告、围攻甚至威胁。

他和罗素谈论中国的政治，罗素认为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必须先经过类似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专政，再过度到民主。他写诗挖苦罗素：

《一个哲学家》

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

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

这条路他自己不赞成；

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他对朋友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这是他个人主义的名言。他的无党无派，恰以“在野党”的身份，秉持知识分子的认知，与真理为友，与暴力、强权和腐败为敌，不仅批评中共，也批评政府。

抛开“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幻想，成为“过河之卒”，执着地前行，从不退缩。与政府既斗争又合作。随着“九一八”、“八一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为了笼络社会人心和美国援助，竭力拉拢无党派色彩的社会明星胡适。胡适认识到此刻不应和国民政府采取敌对的态度，应该团结国内力量一致对外，先后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驻美大使。后来蒋以“行政院长”甚至“总统候选人”相送，胡适坚辞不受，有次戏对蒋介石说：“夫人有命，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当1949年国民政府溃退台湾，胡适从上海前往檀香山的克里总统号的船上，急切地酝酿《自由中国》半月刊，作为为言论自由呐喊的前哨阵地，寄望于现政府朝着自由民主政治发展。《自由中国》成为台湾当局的眼中刺，胡适也成为当局不断羁绊的对象。

1953年1月16日他访台面唔蒋介石，他直言：“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被蒋介石逼迫辞职后，胡适眼看着研究院将被国民党的势力所笼罩，兼之岛内一众大咖吁请胡适回岛就任，为保护最后一块自由的学术阵地，1958年4月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正式任职中央研究院院长，挽救这个“仅余之事业”，免受“党天下干扰”。

胡适一直主张宪政民主政体，多党政治、言论自由，晚年他与蒋介石领导的独裁体制斗争得更加激烈。

1960年3月，蒋总统任期将终止。根据民国三十五年宪法，明确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即总统最多任期12年。此时党内的马屁精们以“戡乱时期”特殊需要，主张蒋继续留任，并主张修改宪法。

权力就像春药，上瘾后难以自拔。

胡适在公开场合，明确表达个人意见：第一，坚决反对蒋介石三度连任；第二，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随后爆发的“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雷震冤案和关闭《自由中国》期刊算是当局对胡适的当头棒喝，这是晚年胡适经历的最大人生打击。

历史在轮回，试看今日之中国，敢于直谏犯上、仗义放炮者，有几人欤？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文正公的名言成为晚年胡适的座右铭。

1960年11月18日与蒋介石最后一次长谈，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会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这就是胡适，至死不渝，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努力。自然也为蒋公所忌恨者，无奈胡适声名籍籍，蒋总统到底心存慈悲，无可奈何矣！

1962年3月1日，蒋介石亲临胡适灵堂凭吊，并送来手书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但第二天，他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到：“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蒋介石对于胡适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

既爱又恨者岂止蒋公？

解放后“天翻地覆慨而慷”，民国公知、亲美知识分子胡适自然成为被打击清算的第一文人。

1949年4月胡适离开大陆后，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社论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

次年9月，胡思杜在《大公报》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胡运动渐次展开。

胡适在24日的剪报上写下两句话：“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应当是共产党已得我发表长文（指针对美国8月5日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国民政府的辩护）的消息之后的反攻”。

大规模、全面动员的批胡运动是以中国科学院院长、媒妁之妻独守空房六十八载的郭沫若亲自充当刀笔吏开始，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资产阶级唯心论”为切入点，就胡适的哲学、文学、历史等思想观点全面批判，用时十个月，革命元老、政治新秀、投机家齐上阵，辑集三百余万字《胡适思想批判》（共8辑）。

紧接着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一时间，胡姓成为反动代名词，胡汉三、胡传魁等胡姓成为剧本小说反面人物。

季羡林评说：

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批胡是毛泽东建国后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也有毛泽东对胡适等民国知识分子挽留不得、逃离大陆的隐隐然泄愤。

解放前，毛泽东对胡适一直心怀敬仰之情的。

《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对斯诺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1918年，对于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助理、月入8个大洋的青年润之，和炙手可热的北大教授、月入260大洋的适之，年龄仅相差二岁，地位高低悬殊，即使想旁听一堂胡博士课程也不可得。但胡适之对人是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两个青年人是有交接的：

1920年1月15日胡适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51年5月17日记载：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也常会向胡适邮寄文章，请教指点。胡适曾就《湘江评论》中《民众的大联合》表扬过毛泽东。

1945年8月24日，胡适以个人名义从纽约发电报给重庆的朋友王世杰面呈毛泽东，劝中共“放弃武力”，组建“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来说，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孺子喃喃了。

大势已定的毛泽东深知胡适是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想让胡适留在大陆不仅仅是政治考量，也有个人的感情因素。北平解放前夜，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夜里专门给胡适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道不同，不相为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彼时，胡适果断而洞明。

批胡运动后，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的一次政协会议对与会知识份子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一个人的声名毁誉，若是乡野村夫，你可一笔涂抹，无人知晓；盛名如胡适先生，岂是尔等可以任意涂鸦、歪曲、抹杀的？！

俗话说：“老百姓心中一杆秤”，这秤砣就是人心。

身边人、亲历者、同时代民间的评价最有公信力。

“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一生研究胡适，亦师亦友的唐德刚说：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罗尔纲：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

钱锺书：“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林语堂：“终其一生，淡泊谦冲，平易近人。”

陈丹青：“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再看林语堂讲的一段亲历故事：

1920年，我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研究。那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我答应他回国后在北大英文系教书，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我陷入困境，打电报告急，结果收到了2000美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回北平后，我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汇钱事。蒋先生问道:“什么2000块钱?”原来解救了我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他从自已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胡适资助的不仅仅林语堂，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青年才子。“他不仅仅资助才子，也资助贩夫走卒”。

乐善好施的胡适一生淡泊钱财，以致晚年寓居美国时经济一度困窘。

在胡适之眼里，没有高低贵贱，永远面带温和的笑颜，“我不生气”是他的生活哲学。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小时候的教育、环境决定一生的性情品格，而母亲对孩子人格的形成有莫大的影响。

一位十七岁续弦的女人，在自己二十三岁时丈夫离世前给予的唯一嘱托：希望把自己年幼的儿子培养成为读书人，而家庭的经济营生、财政大权都旁落在一众年长的晚辈手中，常常暗自落泪暗自愁，但处处又得以后母的身份处世，练就了隐忍、坚韧、慈善、宽容的母性性格，同时也影响了幼年胡适。

如果我学到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是人生四十时胡适的感言。

夫人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怕老婆”是胡适之一生的标签。他遍寻古今中外“怕老婆”的故事，从调侃到上升为哲学高度：怕老婆的社会一定爱好民主，更和谐，日本和德国妇女地位低，因此产生出法西斯主义。

这样一位民国君子，人格魅力爆棚，朋友遍天下，无论高低贵贱。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民国流行语。

新文化运动初期，周氏三兄弟是白话文学的主力军，深得胡适赏识，但终因道路殊途，鲁迅对胡适交恶。鲁迅在文章中多有挖苦、讽刺胡适之语句，胡适从不回应。而对于鲁迅的文字才识，胡适多次在自己文章中举例肯定。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后来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奔波效力。

《胡适日记全集》四百多万字中保存了大量批判、谩骂甚至诋毁自己的文字，胡适以“我不生气”的胸襟态度面对反对者。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是胡适名言。

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君子和而不同。新文化运动两位领袖在各奔前程、南辕北辙后仍然保持着兄弟般友谊，陈独秀辞世后，友人辗转将陈独秀遗稿托付胡适，希望代为保管出版。

1948年12月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胡适发言时“泣不成声”，不是为民国的败退哭泣，而是因为专机去北平接他“亲点的老朋友”，他亲临南京机场迎接的只有寥寥几人。

为朋友而恸哭！

沧海桑田，天地翻覆，物是人非。

多年以后，那些在反右中、在文革中蹲牛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胡适之的朋友们”，能否明白当年胡适良苦之心、恸哭之泪？

1962年2月24日，胡适心脏病突发与世长逝，享年72岁。

次年，哥大设立“胡适研究生奖学金”，以此缅怀杰出校友。

1973年，胡适陵园落成，占地一万六千平米。

胡适纪念公园

胡适之是幸运的！

他幸运地生长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幸运地在上海得到宋氏三姊妹父亲宋耀如的英语传授，有了扎实的美语功底；幸运地站在哲学巨人杜威肩膀上；幸运地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民国黄金时代”，能将自己的才学分享、奉献给社会，成就了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也成就了自我……